目前我国碳市场已成为全球覆盖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但流动性不足仍是市场痛点，券商入场有望提升我国碳市场定价效率和市场活力。山西证券、国新证券表示，将深入探索金融服务，结合碳市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券商入场提速

　　过去几年，我国陆续有18家券商获得碳排放权交易资格，而在近期，券商碳排放权交易牌照迎来集中扩容。3月初，有7家券商相继宣布获批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推动持牌券商总数达到25家。受访券商表示，这一趋势是政策引导、市场需求、行业转型三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政策方面，“双碳”战略持续深化，碳市场建设迈入提速阶段。国泰海通相关负责人表示，金融监管政策明确将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抓手，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对券商参与碳市场的态度已从“审慎试点”转向“有序扩容”。

　　如证监会2025年发布的《关于资本市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实施意见》，将碳排放权交易列为绿色金融的核心场景之一，为券商合规入市打通了政策通道。同年，中办、国办《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对外公布。意见提出，扩展碳市场交易主体、稳妥推进金融机构参与。2024年，《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颁布，也为券商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筑牢制度基础。

　　从市场层面看，国新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碳市场虽已成为全球覆盖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但流动性不足仍是亟待解决的痛点。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8.65亿吨，累计成交额576.63亿元，2025年成交额较上年大幅增长，但市场仍以控排企业为主要交易主体，存在交易集中度高、流动性不均衡等问题，换手率远低于成熟市场，亟需券商发挥专业中介作用，提升市场活力、完善价格发现机制。

　　从行业层面看，券商传统业务增长承压，绿色金融成为差异化发展的核心赛道。“碳金融作为国家政策重点支持领域，为券商自营业务开辟了新的投资渠道，丰富了资产配置维度，成为券商优化业务结构、打造新增长曲线的重要抓手。”国新证券相关负责人认为，牌照扩容不仅是碳市场迈向成熟的标志，更体现了资本市场服务绿色低碳转型的决心。

　　在交易内容和交易产品方面，多家持牌券商表示，目前主要通过自营资金在地方试点碳市场及全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进行交易，交易方式以现货交易和融资交易为主。现货交易为基础交易模式，交易品种主要包括碳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融资交易主要通过碳回购方式开展，为控排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受限于市场建设和开放节奏，券商尚不能直接进入全国碳市场的核心现货交易系统。此外，监管部门对参与碳市场的券商在合规性、风险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要求。

　　发挥专业优势

　　券商从业者对记者表示，开放券商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对“双碳”目标落地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与定价效率。券商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能注入资金与交易策略，平衡市场供需，促进碳排放权合理定价，避免价格过度波动。此外，券商通过设计碳金融工具，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项目，降低企业减排成本，加速绿色技术落地。

　　国新证券相关负责人介绍，券商目前通过为控排企业提供碳回购服务，能够将企业闲置的碳资产转化为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拓宽企业低碳转型融资渠道，使碳市场从“减排约束工具”升级为“减排激励+融资支持”双重工具，助力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券商具备完善的内部控制、风险管控和信息披露体系，能够带动市场参与主体规范交易行为，提升碳市场整体运行效率和公信力。

　　目前，获批券商正积极推进碳市场交易工作。作为刚刚获批的机构，山西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碳排放权交易业务处于积极筹备阶段。山西作为能源大省，拥有丰富的减排场景和企业需求。公司将依托本地优势，初期以稳健的自营交易为主，熟悉市场规则，同时积极对接省内控排企业，了解其套期保值和资产盘活需求，为后续深入服务打好基础。

　　国新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遵循“合规稳健、服务实体、分步推进”的原则，有序落地碳交易业务；初期拟稳健参与北京、湖北、广州、上海四家地方试点市场，跟随全国碳市场准入政策，适时拓展参与范围；以碳排放配额和CCER现货交易为基础，逐步拓展碳回购等融资类业务，同步强化专业能力建设。

　　国泰海通此前已获批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自2014年以来持续深耕碳市场，截至2025年年底，累计交易量近1亿吨，在多个试点市场排名前列，未来将继续发挥定价能力与交易经验，积极进行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的准备工作。

　　激活绿色金融生态

　　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碳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国内机构已开展多元尝试，具体包括四大类：一是碳资产证券化，将碳排放权作为基础资产发行ABS；二是碳衍生品，探索碳期货、碳期权等工具，提供风险管理手段；三是碳中和债券，激励企业降碳；四是碳普惠产品，开发小微企业碳减排支持工具，拓宽覆盖面。

　　结合碳市场，券商持续探索创新，推出碳金融产品与服务。

　　2025年3月，国泰海通为敦煌首航节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光热发电项目提供了CCER申报与交易全流程支持，助力客户创收超3000万元。在碳金融领域，国泰海通已形成减排量购买、配额与减排量置换、买断式回购、借碳等交易模式，并完成多个代表性项目。其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公司将进一步丰富碳金融产品体系，在监管部门允许的前提下，探索碳回购、碳远期等工具。

　　国新证券表示，公司将以获批碳排放权交易业务为契机，围绕服务国资央企及实体企业绿色转型需求，稳步推进碳交易业务落地和碳金融产品创新，将ESG理念与碳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打造“碳交易+ESG咨询+绿色融资”一体化服务体系。

　　山西证券表示，公司将利用碳交易资格，为企业设计“碳资产+金融”的综合解决方案，将企业减排行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融资成本优势。同时在数字金融方面，探索利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追踪碳足迹，提高碳资产的确权效率和交易透明度，为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提供新的底层资产和应用场景，如支持中小微企业节能改造、开发绿色低碳主题的资管产品等。

　　券商建议，未来应进一步提升碳市场流动性，激活市场活力，有序开放全国碳市场的现货交易，并丰富交易品种和工具。

　　国泰海通表示，依托多年来持续参与试点碳市场积累的经验，公司已探索出一套成熟的碳金融服务模式，期待全国碳市场能有序向金融机构开放，以便更好服务实体企业需求。山西证券建议，可尽快引入碳期货、碳期权等标准化衍生品，让券商能够运用更多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和产品创新，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者入场。

　　国新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券商还可以为控排企业提供涵盖碳配额交易、碳资产估值、融资支持、风险管理、ESG咨询、减排方案设计等服务，帮助企业优化碳资产管理策略；同时为绿色项目提供碳资产开发、CCER项目备案等配套服务，推动更多减排项目落地，丰富碳市场供给。

　　碳金融作为国家政策重点支持领域，为券商自营业务开辟了新的投资渠道，丰富了资产配置维度，成为券商优化业务结构、打造新增长曲线的重要抓手。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到，中国绿色转型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坚持源头创新，通过低碳、零碳技术替代传统高污染、高排放技术，重构绿色增长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他提到，创新大幅度降低了低碳绿色技术和产品的成本，使之能够大规模应用，规模经济又进一步降低成本，并带动大量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新动能。

　　绿色转型需要落到产业实践，荣程集团总裁张君婷认为，破解绿色低碳转型成本与落地难题的关键在于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场景。集团把氢能作为新兴产业发力点，应用多场景、赋能多领域。目前已投用加氢站15座，用氢量占全国的18%，建成氢燃料电池系统制造基地，开发大功率氢能重卡；投运氢燃料电池汽车，覆盖港口、矿山、企业、市政、物流等。

　　“当行业携手合作，转型就能够成为可能。”英美资源集团首席执行官万德昆提到，公司与中国客户及产业合作伙伴在钢铁生产、铜冶炼及先进制造等领域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绿色转型不是单个国家或企业能够独立完成的任务，必须依靠共同的愿景、合作来分享资源、加速创新。

　　从金融视角来看，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华康尧认为，跨境合作同样至关重要，统一的标准和高效的资本流动有助于吸引投资，减少市场的碎片化，并且确保转型的融资能够惠及最需要它的地区。

　　近年来，浙江持续将绿色化作为产业转型升级重要方向，加大绿色转型力度，构建绿色制造体系，首创印染企业的跨域搬迁集聚，236家印染企业整合为108家，建成国家级绿色园区6个、国家级绿色工厂39家，并在化纤绿色低碳制备、生态染整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

　　早在2024年底，浙江纺织品、木制品两个项目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其中，纺织品试点落地绍兴，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联动相关部门及时出台有关方案，系统构建碳足迹标准认证体系。绍兴市市场监管局也发布化纤、丝绸等3项地方标准，从计量、检测、认证等关键环节入手，统一碳足迹核算方法和评价规则，依托省、市质量基础设施集成力量，建设本地化碳足迹数据库，归集5000余条数据，构建18个本地化模型，为企业提供可操作、可追溯的碳足迹核算工具，推动58家企业获得国际生态认证，首批试点企业产品碳排放平均下调7%，实现监管与服务同向发力。

　　“一张证书，成为企业绿色发展的通行证，客户看到碳足迹证书后，主动将我们纳入供应商名单。”浙江乾雍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萧兴水说，该公司是首批获证企业之一，企业通过纳米墨水数码打印技术，印染用水量减少90%，排污量降至传统工艺的10%，认证不仅带来订单增长，也推动企业建设低碳新厂区，形成绿色循环。

　　如今，人工智能也成为纺织业绿色转型的好帮手。在绍兴柯桥，国网绍兴供电公司与国网浙江信通公司联合研发的“碳索CarbonSeek”——基于大模型技术研发的碳业务智能化平台，已陆续向柯桥纺织印染企业提供节能技术改造方案。该平台依托浙江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开展企业能耗碳排动态监测，能实时看到企业每一千瓦时电、每一吨蒸汽用在哪里，产生多少碳排放，生成清晰的“碳账本”，同时通过精细化“能源体检”，精准定位企业降碳空间。以浙江新益印染有限公司为例，依托该平台制定的定型机余热利用改造方案，可为企业每年节省标准煤3000多吨。

　　“绿色金融则通过调整资金流向，引导纺织企业绿色升级。”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定海海洋农商银行零售金融部负责人翁科迪介绍，该行为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发放28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专项用于其购置亚麻纱等绿色环保原材料，有效保障企业生产链的稳定与顺畅。

　　“台州三门县是‘中国冲锋衣产业基地’，银行通过主动对接本土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转型需求，创新推出‘共富冲锋认证贷’专属金融产品，帮助企业绿色转型。”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三门农商银行零售金融部负责人叶立表示，该产品将ISO管理体系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等纳入授信加分项，目前，获得信贷支持的纺织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提升超32%，单位产值能耗降低19%，设备综合效率提高26%，有效破解了传统纺织企业“用工难、效率低、能耗高”的发展困境。

　　近年来，浙江绿色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出台《关于转型金融支持纺织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导建立转型项目库，创新纺织业碳效挂钩贷款等转型金融产品。截至目前，该省已累计落地纺织行业转型贷款超80亿元。

　　从已披露报告来看，数据质量成为本次“首考”的重要“得分点”。专家认为，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完整性、规范性和数据深度等方面均有明显提升。与此同时，不少报告虽指标丰富，但存在统计口径不一的问题，信息可比性仍待加强。上市公司不应把披露ESG报告视为完成监管部门要求的“作业”，而是要站在投资人视角审视披露内容。建议建立跨部门数据治理机制，统一统计边界与核算方法，引入第三方鉴证，考虑提前布局气候与生物多样性专项披露等。

　　披露出现新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样本公司及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需在2026年4月30日前首次披露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截至3月29日记者发稿时，按申万一级行业分类，上述257家上市公司中，医药生物、电子行业披露公司数暂时领先。

　　可喜的是，已披露的2025年度ESG报告呈现诸多亮点，体现在信息披露完整性、规范性与数据深度等方面。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披露连续多年可比数据，将ESG绩效纳入高管考核体系，开始披露生物多样性、气候转型等专项议题，披露第三方鉴证情况等。

　　例如，宁德时代表示，已将ESG表现纳入集团及相关业务部门的年度绩效考核体系，设定可量化、可追踪的关键指标，并将评估结果与薪酬激励挂钩，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药明康德表示，报告期内公司额外依据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企业近期目标标准(5.2版)》制定了涵盖范围1、范围2和范围3的温室气体绝对减排目标，并已通过SBTi验证。中兴通讯披露了第三方审验报告。

　　从上市公司的视角看，一份高质量的ESG报告具有多维度的积极影响。中信集团董办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该集团多家子公司在A股上市，公司将ESG报告视为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窗口：加强ESG信息披露有助于公司满足境内外监管披露要求，规避合规风险；有助于展示负责任公司的良好形象，提升市场地位，增强客户、员工及社会各界的信任度；有助于公司开展同业对标分析，促进公司持续优化提升。

　　从投资人的视角来看，ESG报告可以提供可验证、可比较、可追溯的非财务信息，来辅助投资决策与风险管理。随着更多上市公司披露ESG报告，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相关提问也越发密集，体现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ESG领域表现的高度关注：“贵公司是否进行了减排目标和方案的制定，是否进行了碳排放的摸底？”“公司是否有针对员工的福利政策？”“公司在践行ESG理念方面有哪些实质性举措，对产业链竞争力提升有何积极作用？”……

　　“我们注意到投资者普遍较为关注如下指标：在环境方面，主要关注温室气体排放、资源使用、废弃物排放等绩效指标；在社会方面，主要关注与社区居民的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人才引进和培养等指标；在公司治理方面，主要关注董事会多元化、独立董事作用发挥、反腐败和商业道德等指标。”上述中信集团董办人士说。

　　如何从动辄几十上百页的报告中迅速提炼有效信息？中诚信绿金总裁薛东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投资人在阅读ESG报告时重点关注三方面内容，即量化数据的完整性与连续性，第三方鉴证的覆盖范围与公信力，治理机制的内化程度。

　　具体来看，薛东阳介绍，投资人可以重点关注关键指标是否具备连续三年以上的可比数据，统计边界是否明确，核算方法是否清晰披露。第三方鉴证方面，应关注鉴证的范围是否涵盖核心定量指标，鉴证机构是否具备专业资质。同时，投资人不应停留在是否设立ESG委员会等形式要件上，更应关注ESG绩效是否纳入高管考核、董事会是否实质性参与重大议题审议、发生负面事件后是否建立闭环整改机制。

　　仍存一定短板

　　综合来看，当前上市公司披露的ESG报告已经具有一定参考性，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从截至目前披露的报告来看，有的披露了2023年至2025年的三年数据，有的仅披露了一年数据；有的公司未披露核心定量指标、第三方鉴证情况；同一行业不同公司披露口径不一，难以进行横向比对等。

　　例如，从披露口径看，北大荒的ESG报告显示，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统计范围仅限办公区域的温室气体排放，下属分子公司相关数据未纳入统计。开创国际的污染物排放量、环保总投入、员工流失率、风险管理体系等较多指标均是“计划未来披露”。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上市公司对范围3排放普遍披露较少。范围3排放指企业自身并不直接拥有或控制，但与企业运营紧密相关的价值链间接排放。这类排放通常远远超过企业自身直接排放(范围1)和间接能源排放(范围2)。虽然当前范围3排放并未被监管部门纳入强制披露范畴，但精确核算并有效管理范围3排放不仅有助于企业完整了解自身碳排放全貌，还能够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认可度，是识别ESG报告“含金量”的重要指标。

　　薛东阳认为，范围3排放的披露之所以推进缓慢，核心卡点在于数据可得性与供应链协同难度极大。范围3涵盖上下游价值链的十五个类别，涉及采购、物流、产品使用与处置等多个环节，企业难以穿透获取供应商、客户等外部主体的碳排放数据，且多数中小供应商缺乏碳核算能力，导致数据链条断裂。同时，不同行业对范围3的实质性界定差异较大，企业普遍面临“哪些类别应纳入、如何分配排放、采用何种排放因子”等标准选择困境，核算成本高且结果可靠性难以保证。

　　对于当前信息披露存在的短板，专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公司跨部门数据治理体系尚未建立，ESG数据分散在安环、人力、财务等部门，内部协同与数据归集机制不健全；定量化管理能力不足，尤其是环境与气候相关指标的测算缺乏专业支撑。

　　“建议企业建立跨部门的数据治理机制，统一统计边界与核算方法，并优先对碳排放、工伤率等关键定量指标引入第三方有限鉴证，尤其建议高环境敏感行业，提前围绕气候转型、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管理等重要议题，参照TCFD、TNFD等框架披露专项报告。”薛东阳说。

　　强制披露主体将适时扩围

　　1月30日，沪深北交易所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修订版，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体系进一步完善。展望未来，专家认为，强制披露主体范围将适时扩大，第三方鉴证也有望从“自愿”模式走向“强制”模式，更多上市公司将披露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信息，为投资者提供参考。

　　一方面，强制披露主体扩围已成为监管明确导向。薛东阳认为，未来，强制披露扩围将呈现“横纵双向”特征：横向看，高环境影响行业，如化工、建材、有色、航空等，因其碳排放强度高、环境风险突出，极有可能被优先纳入；纵向看，强制要求预计将延伸至全部上市公司，甚至大型非上市公司，以增强可持续信息透明度与资本市场准入门槛的统一性。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我国可持续信披基准框架已形成，与环境相关基础定量信息披露正在配套完善，未来生物多样性、水足迹等方面的披露和核算工具有望受到更多关注。”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邓洁琳说。

　　另一方面，第三方鉴证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26年1月，财政部印发《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第6101号——基本准则(试行)》。鉴证标准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可持续发展信息鉴证正在步入正轨。

　　商道融绿与中国责任投资论坛联合发布的《中国责任投资十大趋势2026》显示，随着可持续发展报告数量快速增长，以提升报告可靠性和可信度为主要目标的独立第三方鉴证已成为监管部门鼓励和引导的方向。

　　在薛东阳看来，第三方鉴证有望从“自愿”模式走向“强制”模式。他表示，随着监管部门对ESG信息质量要求不断提升，特别是当碳排放等数据与转型金融、绿色债券、碳配额履约等机制挂钩后，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与可核查性便成为底线要求。

　　“预计未来针对重点控排企业及强制披露主体的碳排放等关键定量指标，将率先实行‘有限鉴证强制化’，在此基础上，逐步向更多实质性议题和更高级别的合理鉴证过渡。”薛东阳说。

　　针对企业ESG信息披露“报喜不报忧”问题，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黄世忠认为，鉴证机构可充分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借助人工智能系统高效收集文本信息，判断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比如，核验企业披露的可持续信息是否与监管处罚、网络舆情等外部信息存在矛盾；通过交叉比对同行业企业的碳排放信息，识别企业是否存在“漂绿”行为；深入分析企业的资源配置情况、范围3排放占比及其披露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可信度等。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退税政策调整虽然短期内可能推高相关产品出口成本，但长远来看，将推动企业从“低价内卷”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竞争，助力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市场上构建更可持续的竞争力。

　　光伏出口退税适时调整

　　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货物免除和退还其在国内环节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符合WTO规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长期以来，中国对大多数产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进行调整。

　　今年1月份，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了自2026年4月1日起，取消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并分两年取消电池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财政部综合司司长李先忠在1月20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在2024年12月下调光伏、电池等产品出口退税率(从13%降至9%)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作出的政策调整。”

　　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光伏产业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已经成为从端到端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分别为96.0%、96.2%、91.3%、80.1%，光伏产业链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

　　有分析人士认为，取消优势产业的出口退税，有利于更高效地配置财政资源，将财政资金用到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让财政资金发挥更大效能。

　　避免“内卷外化”

　　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在规模、技术、市场、应用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全球领先优势不断巩固。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行业当前正处于深度调整期，供需错配的矛盾尚未解决，“内卷式”竞争仍待治理。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在解读出口退税新规时谈到，自2024年以来，我国光伏产品在海外市场面临日益激烈的恶性竞争，出口价格持续走低，呈现“量增价减”态势。部分企业在出口过程中，不仅低价竞争还将出口退税额折算为对外议价空间，导致原本用于对冲国内增值税负担的财政资金在议价环节被让渡给境外采购方。不仅造成国内企业的利润流失，还增加了贸易摩擦的风险。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认为，适时降低或取消光伏产品的出口退税，有助于推动国外市场价格理性回归，降低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

　　中信证券研报指出，对于中国优势产业，降低出口退税税率，有助于防止“内卷外化”，提升出口产品盈利能力。

　　开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按照“双碳”战略，我国将在“十五五”时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光伏产业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中坚力量，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变的关键时期。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长远来看，此次出口退税调整有利于加速国内光伏等行业产能出清，推动国内相关企业向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方向发展。

　　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2月5日主办的“光伏行业2025年发展回顾与2026年形势展望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光伏等绿色产业虽面临短期供需失衡，但从中长期实现“双碳”目标及全球能源转型的视野看，仍拥有广阔空间；行业需在保持创新活力的同时，通过建立新型电力系统、完善碳市场机制、优化产业治理等方式，推动供需动态平衡。

　　在上述研讨会中，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顾问王勃华表示，光伏行业告别出口退税红利，迈入市场驱动新阶段，竞争模式由“低价内卷”转向“高质量”竞争。短期可能导致行业阵痛，长期来看，将倒逼技术创新、优化竞争格局，推动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市场上构建更可持续的竞争力。“这应该是光伏产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走进杭州临平的这家绿色数智分拣中心，标准化厂房内6条智能化分拣生产线全速运转，500余套智能设备与2000余个高精度传感器协同联动。在这里，每小时可高效处理超12万个废塑料瓶、3万片废纸张、3万斤混合物料、2万件废旧织物等常见可回收品类；经AI系统毫秒级精准识别、智能分流，各类物料自动完成拆解、分拣、打包全流程作业。

　　据了解，这座绿色数智分拣中心一年可“消化”50万吨废旧物资，年减少焚烧量7.94万吨，相当于少排7.43万吨二氧化碳。经过分拣后的可再生资源将直接送往下游企业循环再造，真正实现了环境保护与资源高效利用。

　　2026年国际绿色债券发行渐暖：3月，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成功发行3亿美元绿色高级债券；1月，越秀地产和太古地产也选择发行国际绿色债券。

　　随着全球绿色转型加速推进，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式落地，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强制披露范围持续扩大，ESG合规已从自愿选择演变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刚性门槛。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企业要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ESG合规、绿色融资与国际信用缺一不可，且环环相扣。中华(澳门)金融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MOX澳交所”)相关负责人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内企业发行国际绿色债券的条件渐趋成熟。

　　国际绿色债券传递价值信号

　　绿色债券是指募集资金专用于支持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产业、绿色项目或绿色经济活动，依照法定程序发行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2025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与此同时，产业链的全球化也催生了中国企业潜在的绿色债券需求。

　　在国际市场中，绿色债券同样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品种。今年3月，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成功发行3亿美元绿色高级债券。此前，国开行香港分行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均在MOX澳交所上市了绿色债券。

　　MOX澳交所执行委员会主席兼总裁张维春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跨境发行绿色债券兼具战略价值与品牌价值：对内有助于企业完善可持续治理体系，梳理绿色资产，优化债务结构，夯实转型升级基础；对外可对接国际长期ESG资金，拓宽融资渠道，提升企业国际化、合规化、低碳化品牌形象，拉近与国际机构投资者的距离，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全球化企业身处国际化产业链中，随着全球顶级品牌ESG目标的提升，整个供应链都在朝着绿色低碳、合规的目标加速前行，否则将会在核心产业链中逐渐掉队。

　　与此同时，国际绿色债券更侧重对于募投项目的关注，更有利于企业融资。一位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普通企业发行债券主要通过信用价值进行融资，而国际绿色债券更依赖项目的可持续性与绿色属性，募集资金相当于给企业提供额外的融资机会，是一个增量选项。”

　　标准差异下的挑战与兼容

　　在海外与国内发行绿色债券存在差异，这给具有国际化布局的中国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标普全球评级大中华区业务总经理王鸣豪表示，差异性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在标准体系上，国际市场以原则导向为主，更强调与全球气候目标的一致性；中国市场则以“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为基础，同时也在逐步发展“中国绿色债券原则”等框架，整体呈现出与国际趋同，但兼具本土特征的趋势。

　　其次，从投资人角度看，国际市场的绿色投资人发展更为成熟，主要依赖市场化选择；而中国市场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也受到政策引导，呈现出“市场+政策”的双重驱动。

　　最后，在资金用途管理上，境外市场整体更具灵活性，强调绿色资产与融资之间的匹配关系；而境内市场监管要求相对更为细致，通常需要项目层面的匹配，并强调专款专用。

　　对于具有跨国产业链的企业而言，由于其业务布局和融资需求同时覆盖境内外市场，可以根据不同市场选择相应标准开展绿色债券或可持续融资。

　　“这类企业在实践中也面临一定挑战，例如不同区域标准的衔接、数据口径的统一，以及信息披露要求的提升等。不过，这也是企业借助绿色融资契机完善全球ESG管理体系、提升自身能力的重要过程。”王鸣豪说。

　　对此，张维春表示，MOX澳交所坚持双向对标、双向兼容，正积极推动境内外绿色金融标准互认与国际规则对接，并于今年2月参与发起设立了“ESG及绿债标准推进委员会”，助力行业统一规范建设。

　　人工智能助力互联互通

　　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绿色债券，此前ESG数据的采集需要依赖人工填报，存在准确性低、可追溯性差等问题。同时，国内企业对于全球ESG合规信息存在理解偏差，面对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绿色债券原则》、欧盟分类法等多重国际标准，往往无所适从。

　　“如今AI等技术的引入，让过去依赖人工填报的ESG数据采集变得可自动化，也让企业在面对多套国际标准时有了智能匹配的工具。”上海祺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祺鲲科技”)ESG能碳解决方案专家何文对记者表示。

　　数据与标准的问题之外，绿色债券的国际互认正在成为行业下一步探索的方向。

　　中债登发布的《中国绿色债券白皮书(2025)》表示：未来将推动国内国际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互联互通，便利中外投资者跨境开展绿色投资；加强与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在绿色债券领域国际标准研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主动参与绿色金融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

　　今年2月，“离岸绿色债券直通车”平台亮相。据悉，该平台由MOX澳交所与祺鲲科技联合推出。作为联合发起方，祺鲲科技的角色不止于提供工具，而是构建一套可复制的跨境绿色金融基础设施。

　　从ESG合规的刚性门槛，到绿色债券的融资通道，再到信用体系的国际背书，中国企业出海的“绿色拼图”正在逐步完整。随着AI等技术的深度介入，以及境内外绿色金融标准的互联互通，国际绿色债券的发行门槛正从“高不可攀”走向“触手可及”。这也正是中国绿色企业对接全球资本市场的关键一步。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近年来，ESG报告披露内容的完整性提升，内容更加翔实客观，逐步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数据展示，可比性和透明度有所提升。下一步，上市公司ESG报告将从“强制披露”迈向“价值披露”。

　　安永大中华区ESG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李菁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需要监管、企业、市场、中介等多方协同发力，推动ESG披露数量扩容、质量提升，推动ESG成为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助力资本市场服务绿色转型。

　　四成强制披露主体已“交卷”

　　ESG报告被称为上市公司的第二张“财务报表”，正成为市场评估企业价值、风险和长期竞争力的必要非财务信息。

　　根据沪深北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息披露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要求，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应在2026年4月30日前首次披露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这标志着ESG报告正式成为企业的“必答题”。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4月7日，纳入强制披露范围的上市公司共470家。其中，已披露ESG报告的有192家，占比40.85%。

　　近年来，随着国内ESG信披体系不断完善，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2024年以来，沪深北交易所先后出台《指引》、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交所先后发布实践案例，为上市公司披露ESG报告提供了更清晰、更具操作性的“参考书”。2025年，近190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整体披露率近35%。

　　“随着《指引》及《指南》的相继落地，企业披露框架逐步统一，四大核心要素(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目标)的完整性明显改善。比如，应对气候变化《指南》发布后，更多企业开始披露温室气体范围1、范围2排放，部分领先企业甚至开始尝试范围3的核算。”远东资信绿色金融事业部负责人申丽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李菁认为，在监管引导、市场推动与行业共同努力下，上市公司在ESG信息披露、治理结构完善、绿色实践落地等方面，已取得明显进展。ESG理念逐步从外部倡导走向内部管理，市场参与主体的重视程度、实践能力与信息透明度均稳步提升，整体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进一步激发企业内在动力

　　目前，上市公司ESG报告呈现结构性分化，头部公司、强制披露主体ESG报告较为规范，但是中小市值公司仍较为简略。

　　“强制披露主体的披露规范性持续提升。”李菁表示，非强制披露主体推进节奏各有不同，部分企业信息披露的完整性、针对性有待加强，数据口径统一性、定量指标完备性仍有提升空间，与高质量、全方位呈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目标尚存差距。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小市值企业，特别是民营制造业、传统能源、农业等领域的企业，受限于专业人才和成本压力等，披露意愿和能力仍显不足，这部分企业的ESG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体披露表现仍有持续提升空间。

　　ESG信披并非简单满足监管要求，而是要转化为企业价值管理、风险防控、长期竞争力提升的内在需求。市场人士认为，推动ESG从“强制披露”走向“价值披露”，是A股上市公司ESG发展的必然路径，需要进一步激发上市公司ESG信披的内在动力。

　　李菁认为，可以搭建“三层协同机制”，全面激发企业披露的内生动力。在企业内部，需要将ESG融入战略与运营全链条。在体系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规则体系与正向激励，加快出台分行业应用指南，细化环境、社会、治理各维度具体指标核算方法。在市场层面，引导机构投资者将ESG因素系统性融入投资决策与投后管理，向企业传递明确的ESG信息需求；支持ESG指数开发与应用，通过指数化投资引导资金流向高质量ESG企业，形成“优质披露—获得资金—提升绩效”的正向循环。

　　王遥建议，从政策维度、市场维度、能力建设维度进行推进。政策维度上，可以将企业ESG表现与绿色信贷贴息、政府绿色采购等挂钩，让企业看到“绿色信用”直接转化为“真金白银”；市场维度上，推动探索ESG表现与再融资审核、并购重组绿色通道的挂钩机制，让优质企业获得资本便利；能力建设上，为中小企业开发轻量化、行业化的ESG披露工具和数字化平台，降低披露门槛和成本负担。

　　推动ESG信披与投资良性循环

　　ESG信披与ESG投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随着上市公司ESG信披增长，ESG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中证、国证可持续指数产品规模合计约1250亿元，较2020年底增长了两倍多。

　　市场人士认为，目前，ESG基金发展仍受多维因素制约。王遥表示，一方面，基金公司ESG投研能力建设普遍滞后于产品创新速度。许多机构的ESG投资实践停留在“负面清单筛选”或“行业主题投资”层面，尚未形成将ESG因素系统整合到基本面分析、估值模型、组合构建、风险管理全流程的能力。另一方面，ESG数据基础设施也制约了投研决策质量。近年来ESG数据供应商快速增加，但在数据覆盖范围、更新频率、指标可比性、历史追溯长度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

　　王遥进一步表示，高质量信披为投资者提供决策依据，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不确定性，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而投资需求的扩大又激励企业改善ESG表现、提升披露质量，形成正向反馈。

　　谈及如何推动ESG信披与ESG投资良性循环，李菁表示，需聚焦“数据筑基—需求牵引—监督护航”三大核心，构建闭环生态。首先，夯实数据基础，以强制披露落地为契机，推动企业披露连续可比的定量指标，统一核算口径，鼓励第三方鉴证或审验，建立统一数据标准等，为投资提供可靠“原料”；其次，强化需求牵引，引导长期资金加大配置，丰富投资产品体系，拓宽ESG投资边界；最后，完善监督与评价体系，加强ESG基金穿透式监管，推动ESG评级机构标准化建设，建立ESG信披与投资联动机制等，引导企业重视ESG披露的长期价值。

　　4月8日，“磐石·禹衡碳核算大模型”1.0版在上海发布，首次将生产端、消费端与自然源纳入统一的全景框架，实现多口径、可协同的系统性核算，为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实质性支撑。

　　碳排放，连接着每个人的生活，更关乎全球气候变化与治理。长期以来，碳排放这笔账主要采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生产端”核算方法——谁生产，就算在谁头上。“全球大部分碳排放核算系统聚焦在生产端，忽视了消费端。”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魏伟表示，碳核算领域长期存在数据口径不一、核算周期长、更新滞后、核算过程不透明等痛点，如何更科学、更公允地核算这笔账，一直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

　　4月8日，由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牵头研发的“磐石·禹衡碳核算大模型”1.0版在上海发布。这是全球首个覆盖生产端、消费端及自然源的全景式碳排放核算系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碳排放核算领域取得新突破，为解决全球碳核算领域的痛点提供了“中国方案”。

　　不仅要算清“谁排放”，还要厘清“为谁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碳排放的精准核算不仅是国际气候履约的重要依据，也是国际碳定价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各国的产业发展空间与国际竞争力。

　　传统碳核算体系存在短板。比如，2024年，中国出口的风机和光伏产品，在生产阶段产生约200万吨碳排放，却在运行阶段为全球贡献了约3.5亿吨碳减排收益。“没有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全景核算，这笔巨大贡献就被埋没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赖晓明说。

　　“国际社会急需一套更科学、更公允的核算体系，不仅要算清‘谁排放’，还要厘清‘为谁排放’。”魏伟说，“磐石·禹衡碳核算大模型”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求而研发，“我们不是否定现有国际框架，而是在尊重IPCC科学共识的基础上，推动碳排放核算向更全景、更动态、更智能的方向演进。”

　　大模型命名为“禹衡”，寓意深远：“禹”取自大禹治水、划定九州的典故，彰显中国方案立足全局、系统治理的智慧；“衡”源自北斗七星中最亮的“玉衡”星，象征大模型志在成为碳排放核算领域的时空标尺，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公允基准。

　　首次将生产端、消费端与自然源纳入统一的全景框架

　　算清这笔账，并不容易。

　　魏伟介绍，碳排放核算领域面临四大挑战：行业门类复杂、专业壁垒高；数据来源多、类型杂、更新频率不一；传统核算周期长、人力成本高；核算精度、时空分辨率和多口径协同能力不足。“磐石·禹衡碳核算大模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构建了数据、算法、算力三层支撑体系，系统性地破解这些难题。

　　在数据层，研究团队自主构建了覆盖生产端、消费端、自然源、碳溯源等关键维度的8类核心数据集，并与国家部门、行业机构、企业建立了协同对接机制，实现数据的高频更新与深度融合。目前，系统已累计汇聚208TB(太字节)的多格式碳数据，形成了高质量、多维度的“碳知识库”。

　　在算法层，模型以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发的“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为基座，开发了拥有320亿参数的垂直领域大语言模型和智能数据库的对话接口与编程接口，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了5个功能各异的专业智能体，可以分别实现工业体系流程数字化模拟及优化、贸易碳转移核算、生命周期评价、自然源核算及不确定性分析。其中，生命周期评价智能体能够自主实现目标与范围确定、清单分析、核算和结果解析全流程，完成产品碳足迹自动化核算。

　　在算力层，通过构建高性能内部服务器集群，并与外部算力中心协同联动，实现了算力资源的全局优化与弹性供给。过去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完成的复杂核算，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

　　“这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升级，更为全球节能减排事业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魏伟表示，模型首次将生产端、消费端与自然源纳入统一的全景框架，实现多口径、可协同的系统性核算。

　　为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支撑

　　“磐石·禹衡碳核算大模型”的应用价值已在多个关键场景中凸显，为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实质性支撑。

　　基于新模型核算，以2022年为例，在涵盖消费端与贸易转移的全景视角下，中国、美国、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较于IPCC传统的生产端核算结果，分别调整了-17.7%、+15.2%和+7.2%。这一变化客观反映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下的碳排放责任分配，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责任分担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科学家徐华清说：“希望团队强化高精度核算计量设备的研发，运用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保障数据安全，同时积极对标国际相关规则和标准，构建具有国际兼容性的数据接口，增强不同规则口径下的数据转换能力，支持我国在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中发出更强有力的中国声音。”

　　对于产业而言，这是更准确量化产品碳排放、更精准推动绿色转型的“指挥棒”。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气候变化处处长张贤看来，大模型中的工业智能体可以发挥“数字孪生工厂”的作用，模拟不同工艺路线、能源结构下的碳排放情景，帮助企业识别碳减排关键环节，规划转型路径。

　　魏伟长期从事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催化新材料及碳战略研究。2024年，他带领团队发布了首份对消费端碳排放进行系统研究与核算的研究报告。魏伟表示，研究团队将持续迭代优化模型，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算法、数据和报告，为我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全国碳市场建设、重点产业绿色转型及国际碳政策应对等重大需求提供支撑。

　　碳排放的“全球公账”，期待一架更精准、更公允的“科学天平”。在这架天平上，发展的权利与保护地球的责任，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清晰衡量。

　　业内人士认为，绿色低碳已成为央企供应链管理的“必答题”。从能源电力到高端装备，绿色低碳理念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中央企业供应链管理的血脉之中，牵引着产业链整体向“新”而行、向“绿”迈进。

　　构建绿色管理新格局

　　《指引》明确，将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建立健全绿色低碳供应链管理机制。加强绿色低碳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与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构建覆盖规划、设计、采购、生产、物流、回收与再利用等供应链各环节的绿色低碳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实施动态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实现对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全过程的跟踪、评估与优化。

　　在这场系统性重塑中，一批中央企业先行先试。以电力领域为例，国网浙江电力不断完善绿色采购评价体系，提升绿色采购的深度与细度，引导供应链企业主动投身绿色转型。公司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废水废气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及企业绿色数智体系建设情况等，一并纳入采购评审加分细则。

　　这套绿色采购评价体系，正在产生实实在在的牵引效应。数据显示，国网浙江电力将绿色采购评审制度纳入招标采购环节以来，4693家供应商中有90.07%的企业取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71.77%的企业取得绿色专利，3922家企业取得绿色企业认证，38家企业取得绿色设计产品认证。

　　在高端装备领域，中国中车集团正着力构建产业链碳中和生态圈，计划开展对全供应链企业的绿色评价，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协同应用与标准化建设，实现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制造加工到物流运输等各环节的系统减排，带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技术链的绿色转型。

　　“中央企业在能源、交通、建筑、制造等基础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国家队’率先垂范，向市场传递了清晰的绿色转型预期，有助于引导社会资本、技术资源和人才要素向低碳领域集聚，形成以点带面的扩散效应。”中央财经大学可持续准则研究中心主任刘轶芳表示，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政策的实施，供应链碳排放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央企业率先建立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不仅有助于提升自身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更能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积累可复制的经验，增强在全球绿色治理中的话语权。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新发展研究院国际ESG中心主任马宗明认为，央企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管理体系，结合自身业务与供应商能力明确各个环节的绿色低碳指标，进而对供应商进行定期考核，这一机制也将倒逼供应链各环节主动披露环境数据，为后续绿色金融、碳足迹管理等提供数据基础，最终实现供应链绿色绩效的可量化、可追溯、可比较。

　　激发绿色转型新动能

　　管理体系是绿色供应链的“骨架”，各环节的绿色转型便是鲜活的“血脉”。

　　《指引》明确，推进供应链各环节绿色低碳转型。并从强化绿色低碳设计、深化绿色低碳采购、加强供应商绿色低碳管理、将绿色低碳采购要求延伸传递至全链条、强化绿色低碳采购协同、全面推行绿色生产、建设绿色低碳物流体系、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等方面，对供应链全链条进行了系统部署。

　　《指引》提出，要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原材料、产品和服务采购的全过程，充分考虑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安全健康、循环低碳和回收利用，优先采购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符合绿色低碳理念的原材料、产品和服务，提高再生材料和再制造产品采购与使用占比。完善采购管理制度，逐步制定绿色低碳产品服务评价指标和采购清单。

　　在采购环节，央企主动作为、率先示范。如南方电网公司将绿色理念深度融入供应链管理全过程，在招标采购中明确环保要求，积极推广绿电、绿证消费，供应商绿色评价比例100%，变压器绿色采购比例100%；发展绿色物流，优化运输结构，提升电动货车及多式联运比例；健全逆向物资回收循环利用体系，通过拍卖、拆解再利用等方式，让闲置物资“重获新生”，整体再利用率超过90%。

　　在循环利用环节，央企正在打通资源再生的“最后一公里”。3月6日，中石化循环利用科技有限公司在南京正式揭牌，这标志着中国石化在加快构建覆盖回收、再生与高值化利用废塑料循环产业体系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推动循环产业向高端化、高值化迈进。据了解，该公司是集团公司废旧合成材料循环利用产业投资运营管理平台和对外窗口，以服务集团公司绿色洁净发展战略为主责，以废塑料循环利用为主业，集投资合作、资源收储、加工贸易、碳链服务、技术开发、ESG管理等功能于一体，并开展轮胎再生油和废弃生物油脂产业合作，为中国石化化学回收产业布局提供资源保障，延伸服务链价值链，培育可持续发展新动能，逐步打造成为世界领先的资源循环利用综合服务商。

　　“央企作为产业链的核心链主，其绿色采购标准和供应商管理要求的延伸，将重塑国内产业链的低碳发展格局。”刘轶芳认为，绿色采购门槛的提升将加速产业链优胜劣汰，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将倒逼全链条的碳核算与信息披露能力建设，而央企的绿色供应链实践将催生跨行业、跨区域的协同减排网络。

　　马宗明表示，打造绿色供应链不是单一企业行为，而是需要上下游协同推进的生态工程。央企作为供应链的核心节点，需发挥带动作用，将其自身的绿色要求逐级传递至中小供应商，赋能全链条中小企业的绿色转型。

　　夯实绿色发展硬支撑

　　绿色供应链的高效运转，离不开标准、技术、数字、金融等多重支撑。

　　在碳足迹管理领域，《指引》明确，聚焦重点原材料、产品和服务，基于碳排放强度、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等因素，科学确定碳足迹管理优先顺序和覆盖范围。有序探索开展碳足迹标识认证，并将认证结果用于供应商评价、采购决策、信息披露等。

　　在这一领域，中船集团已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探索。该集团聚焦船舶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构建了行业首套核算规则与数据库，有效带动了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减排。该案例已成功入选《中央企业绿色低碳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央企开展碳足迹管理意味着其碳管理进入精细化阶段。”马宗明表示，对于碳足迹管理的要求，不仅是为了推动央企供应链的低碳转型，也旨在推动其与国际通行的碳管理规则逐步接轨，为央企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贸易中的碳成本与合规要求提供制度准备。

　　在金融支持方面，《指引》提出，鼓励联合金融机构、服务机构和专业研究机构，创新开发并推广与供应链场景适配的绿色低碳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综合运用信贷、债券、保险、基金等工具，在确保风险可控和合规经营的前提下，为供应链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许多中小企业不仅缺乏低碳转型的技术能力，还面临资金不足的突出问题。”马宗明表示，政策系统提出央企供应链绿色金融支持框架，核心在于破解中小企业绿色转型的融资瓶颈。“联合金融机构、服务机构、专业研究机构”的三方协作模式，旨在打通产业与金融的信息壁垒；而鼓励综合运用信贷、债券、保险、基金等多元化金融工具，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务。最具创新性的是支持采用绿色绩效和碳排放数据为中小企业增信，将央企的数字化能力与金融资源有效衔接，有望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并形成良好的绿色绩效促进融资成本降低，从而进一步推动低碳转型的正向激励循环。

　　作为我国主导研制的首个零碳城市领域国际标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组织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北京未来科学城管委会等单位研制。

　　该标准为产业链上下游提供了可借鉴的降碳实践样本，也为低碳技术创新指明了市场应用方向，为“标准链、创新链、产业链”三链融合奠定了基础。目前，系列标准的第二部分正在积极推进。

　　随着系列标准的研制出台，将进一步细化零碳城市建设的原则框架、规划路径与评估方法，形成“实践参考—规则引领—产业赋能”的完整体系，引导零碳城市建设相关产业协同发力。

　　在全球绿色转型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以竹代塑”受到政策的重点支持。我国拥有近800万公顷竹林，年均生产竹材1.5亿吨。近年来，我国持续瞄准“以竹代塑”进程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能力提升的目标，设立并推进“竹材代塑结构调控与定向重组转化机制研究”“竹基代塑产品加工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等一批重大项目，形成了涵盖从林道建设、竹林经营到产品制造、装备研制等方面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同时，依托丰富的竹资源和产业加工基础，我国“以竹代塑”绿色产业体系初步建立，培育出一批产业链条完整、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目前，我国竹加工企业达1万多家，全产业链吸纳就业人数超2900万人，全国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超过100亿元。

　　2025年7月份，新版“以竹代塑”主要产品名录出台，把鼓励替代的产品类别从17项大幅扩充至25项，一批独具特色的应用场景和示范样板正加速形成。

　　不过，眼下仍然存在生产、运输、营销成本较高，标准缺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加大对竹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以竹代塑”产品技术全链条标准体系建设，还应从多角度入手，开辟“以竹代塑”环保新赛道。

　　加快推动国际化标准体系建设。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结合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加大对竹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开放平台，发挥国际竹藤组织作用，推动竹产业技术与标准的国际化，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发国外竹资源，加强相关标准和认证体系宣传贯彻，推动国内与国际标准衔接。

　　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整合政产学研用资源，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中，坚持市场导向，积极支持“以竹代塑”技术研究和平台建设，加大竹基复合材料、竹纤维提取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竹制品的性能和质量，着力破解关键技术瓶颈。结合实际持续培育“以竹代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扶持壮大一批技术领先、管理先进的龙头企业，加强产业链协同，发挥“以竹代塑”创新联盟作用，打通“原料—加工—产品—营销”全产业链，打造竞争力强的竹产业集群。

　　积极探索和壮大“以竹代塑”替代场景。进一步推广“以竹代塑”产品，选择有基础、有潜力、有意愿的地区加大试点推广和示范应用力度，识别替代场景，规范替代用途，提高替代比例，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案例，增强替代场景引力。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型产品，推动竹产品多场景多元化应用，发布“以竹代塑”主要产品名录，鼓励重点领域以竹制品替代塑料制品，不断提升竹产业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